特殊学校处于弱势，是不争的事实，礼贤会恩慈学校校长谢庆生却不愿低头，力寻办法让学生在校过得更好。他带领教师们争取加建校舍，亲自向街坊「拉票」，却遭政府冷待，不禁反问自己：特殊教育由一开始已不符合成本效益，是否不应做下去？但当他目送家长拖住子女离校的背影，便提醒他从事特殊教育的初心——从来不只为教好学生，更为帮家长及照顾者一把。学校课室不足，他索性腾出校长室改装成班房，自己走上天台楼梯一隅设置「校长角」，「智障学生的黄金时间都在校园，我只想为他们的生命添加色彩。」
　　新学年大部分学校只上半日课，位于钻石山凤德邨的礼贤会恩慈学校也不例外。访问当日正值放学之时，学生们都在操场排队静候，当校长谢庆生经过，不少学生都凝望着他，「他们在等校巴回家，在课室的学生则在等家长接送。」
　　校长室改成课室天台闢「校长角」
　　「我们本身是全日制学校，疫情下才改返半日，每节课堂缩减至25分钟。」谢庆生一边带领记者参观一边说，这亦是他腾出校长室，搬到天台楼梯一隅设立「校长角」的原因，「每堂时数缩短了，实际只有约15分钟上课，我不想初小学生走上走落，于是将桌椅、电脑搬走，把校长室改作课室。」
　　「天台校长」不易做，谢庆生忆说，「夏天天气热，可以吹风扇，以前做小贩都试过日晒雨淋，这算不上甚么。但冬天真的很难捱，有几天只得约10度，关了天台的窗及门都无用，好冻。」他自言谈不上牺牲，反倒觉得辛苦了同事们，交份文件都要跑上跑落，「其实最怕是一旦走火警，来不及拿走重要文件。」
　　这种「走读」情况，在今个学年已得以纾缓，「时间表安排到，现在我可以回校长室工作了。」但现时校长室内仍保留着课室设备，如白板、教学用的电脑荧幕、学生桌椅等，天台的「校长角」亦原封不动，他似乎随时准备好再次腾出校长室。

　　特殊学校难寻经济人脉支援

　　主流小学教师出身的谢庆生，因任教学校被「杀校」而转行，辗转做过书店老闆、小贩，又设计过网上课程，之后任教于前教育学院，至2010年起担任特殊学校校长一职，照顾近百名中度智障学生。他上任不久，便需为课室不足而头痛，「08年转制之前，我们小一至初中只有8班，加到约11班时，就要将家政室等特别室转做课室。」
　　他不讳言，特殊学校天生处于弱势，加上欠缺校友经济及人脉支援，寻找政府以外的资源，的确非常困难，「特殊学校不是纯粹受惠者，我要强调，我们是有尊严地去接受，而不是要外界施捨。」资源有限下，他唯有不断设法用尽校园每一处，尽量一房多用，直至2017年教育局来电，他才惊觉学校原来有校舍加建计画。之后几年，谢庆生多番与教育局代表开会，商讨加建校舍方案，又按照局方说法，主动争取附近居民支持，带领教师们落区「拉票」，去年在第二次谘询终获逾7成人贊成方案。

　　扩建校舍落空与家长同寻出路

　　原以为成功在望，但他没想到局方竟以工程未符成本效益为由，将加建计画「推迟」，其后更改口拒绝落实。扩建校舍的希望落空，谢庆生坦言亦曾感到迷茫，「我谂唔明，如果政府加一点资源给特殊学校，是不符合成本效益。那么一开始，便不应该搞特殊教育，因为特殊学童毕业后，的确难有经济效益。」
　　当他目送来接子女放学的家长们，拖住智障子女离开的背影，这画面正提醒着他，当初选择特殊教育的初心，脑中也浮起很多学生的故事。他忆起，一名转校生第一天上学时，戴上拳击头套，因他会不受控地狂打自己，「好记得他妈妈好担心，个仔会打死自己，他祖母也因此血压飙升。」后来他与教师一起想到，让他上课时拿着特定物件，好让他转移视线，成功让他不再自残，「不只帮到学生，亦帮到他的家人。」
　　谢庆生也接触过，一个家庭有多于一名智障子女的个案，「有孖胎，亦有三兄弟姊妹都是智障的。」他深明，作为照顾者，家长要面对庞大的身心压力，但又难以与人打开心窗，「好多家长都无假放，生活上有困扰，却不懂得表达。」故他一直希望帮他们一把，「家长或照顾者照顾着智障小朋友，是不断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寻找出路，而我们的角色，正是与他们同行、一起寻出路。」

　　伙科企研手环辨别学生情绪

　　加建计画尚未有新进展，谢庆生却不会坐着等，硬件暂时改变不了，便从软件入手。他说，现时正与一些创科企业合作，着手研究以手环及机械人，辨别学生的情绪及健康变化，「机械人就如伴读者，可侦测到学生的眼神、心跳等，让照顾者知道他不开心。」
　　眼见身边的教师、工友们，每天都尽心尽力照顾学生，他也不再质疑工作的意义，「我成日都会问同事，外面有这么多选择，为甚么要以侍奉的心态去服务？我想大家都有同样想法，这服务是甜的，我们都不是捱住过每天。智障学生的黄金时间都在校园，我只想为他们的生命添加色彩，只要他们有尊严地、愉快地成长，我觉得便已足够。